她低头看着怀里的书脊，那行几乎磨没了的烫金字。

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an

为女权辩护。

为一个九岁的、躲在书房角落里发抖的女孩辩护。

为一个一百年前的、独自举起笔的女人辩护。

为所有不被允许愤怒、不被允许发声、不被允许拥有理性的女人辩护。

为那些正在受苦的，和那些将来会读到的。

玛丽忽然想起威尔逊小姐临走前的那个笑容。

那个淡淡的、复杂的、她很久都读不懂的笑容。

那个笑容里，有准备，有承担，有不屑，也有疲惫。

但现在她知道，那笑容里还有一样东西——

她知道，她不是第一个。

她知道，有人走过这条路。

她知道，那些嘲讽和轻蔑，早有人迎面接过，然后写成书，留给后来的人。

威尔逊小姐知道。

另一个玛丽也知道。

她们都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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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玛丽躺在床上，把那本书放在枕头边。

她没有再读。只是放着。偶尔伸出手，摸一摸书脊，摸一摸封面，摸一摸那些微微泛黄的纸页。

她闭上眼睛。

另一个玛丽。

一百年前的玛丽。

她写过这本书。

她说过：你们不孤单。

玛丽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嘴角弯了一下。

那是她很久以来，第一次笑。

不是开心的笑，不是轻松的笑。是那种——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之后，才会有的笑。

是那种，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看见前面有一盏灯时，才会有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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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简和伊丽莎白发现玛丽有点不一样。

说不上是哪里不一样。她还是不怎么说话，还是喜欢一个人待着，还是会在饭桌上发呆。但她眼睛里那种沉沉的、让人担心的东西，好像淡了一点点。好像有什么东西，在那一层灰色下面，悄悄地亮了起来。

“玛丽今天好像……”简想了想，手里的绣花针停了一下，“好像轻松了一点？”

伊丽莎白看了一眼正低头吃饭的玛丽。

“也许吧。”她说。

她没有问为什么。简也没有问。

她们只是看了玛丽一眼，然后又各自做各自的事去了。

玛丽听见了，但没有抬头。

她的手伸进裙子口袋里，摸了摸那本薄薄的书——她偷偷带出来的，藏在身上，随时可以摸到。书页已经旧得发脆，封面已经磨损得看不清字，但那些字在她心里。

《为女权辩护》。

另一个玛丽写给她的。

窗外，十一月的阳光照进来，淡淡的，冷冷的。

但她的手心里，有一点温热。

那之后的日子，玛丽像变了一个人。

班纳特先生最先注意到这一点。

倒不是说她变得活泼了——她从来也不是个活泼的孩子。也不是说她变得爱说话了——她本来话就不多。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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