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无粮，能办到这等事情。朝廷若是对人民党坐视不理，再给他半年一年，陈克定然能成了气候。”

“那聘卿准备怎么办？”袁世凯对王士珍有着足够的尊重。

王士珍回答的很坚决，“袁公，不妨让张勋来斩草除根好了。”

听了王士珍的话，袁世凯眼睛一亮，“如此甚妙。”

从王士珍家里出来的时候，袁世凯心情很不错。只要能解决了张之洞的问题，袁世凯就可以专心对付岑春煊。坐在马车里头，袁世凯在心里头重新理了一遍这次事情的来龙去脉。

朝廷确定立宪之后，朝野内外都知道这将是决定未来政治命运的一件大事。立宪的特点无非是“责任内阁”，说的更通俗易懂的话，就是曾经把握在满族贵戚和中央政府手中的权力，要以“立宪”的方式正式转到内阁与各省议会手中。庚子年东南自保，实质上确立了各地，特别是南方各省的半**姿态。只要过了淮河，除了几个通商口岸还能够勉强掌握在朝廷手中之外，地方上的财政大权根本就是半**性质的。

这几年，这种局面还只是大家默认的状态，一旦立宪之后，将以法律的形势确立这种政治格局。大权独揽的清廷将把大部分权力转移给内阁与地方。

对于立宪，袁世凯的如意算盘是一定要统揽中枢，他提出了以内阁取代军机处的方案，并密定让庆亲王奕劻当未来的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当副总理大臣。

但是这等大事，其他势力绝对不会坐看袁世凯北洋集团独揽大权。以瞿鸿禨与岑春煊为首的这批人自诩“清流”领袖，实际私下活动相当频繁。当时还在做两广总督的岑春煊即插足到上海这个近代中国立宪力量最活跃的地区，鼓动成立了国内第一个立宪社团-预备立宪公会，由岑春煊的老部下郑孝胥出任会长，岑春煊自然是不言自明的后台老板。在立宪团体的筹组活动上，“清流”明显占了先着。袁世凯也没办法，只好亲自出马，向立宪派的一些头面人物频送秋波，屡屡宣称“官可不做，宪法不能不立”。

1906年11月6日，清廷公布中央官制，北洋的设立内阁方案被瞿鸿禨说动慈禧全盘推翻，军机处保留未动，吏部尚书鹿传霖、陆军部尚书铁良、民政部尚书徐世昌、学部尚书荣庆均出枢垣，原军机仅留奕劻、瞿鸿禨，后又续添大学士世续、广西巡抚林绍年由瞿鸿禨推荐。这次改制还使袁世凯被迫辞去八项兼差，交出北洋四镇军权。

“清流”们竟然在中央率先取得了先机。上层走不通，但是袁世凯夺取地方上实权的行动却因为有奕劻的合作而一帆风顺。1906年9月11日，先是将两广总督岑春煊改任云贵总督，云贵总督丁振铎改督闽浙，闽浙总督周馥接岑，使两广落入袁世凯的亲家周馥之手，岑春煊在边地云贵难有作为。10月19日，奕劻长子农工商部尚书载振、军机大臣徐世昌赴东三省查看，眼见着就能把东三省的大权掌握在袁世凯的北洋集团手里。

但是岑春煊根本不吃这一套，不去云南就职，却跑到信息交通灵便的上海。“始而诈病，继请出洋，终则要索清廷，让借洋款”，意在坐观形势，伺机而动。清廷无奈，1907年3月3日，改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岑春煊依然安坐不动。

几天前，也就是3月30日，邮传部尚书张百熙彩，这可是一个大肥缺，邮政系统收益丰厚，在当前的局面里头，谁能够掌握了邮传部尚书，谁就能让一大批人转投到自己门下。袁世凯是绝对不肯放过的。一旦夺下邮传部尚书，袁世凯相信自己能够在朝廷里头掌握到足够数量的支持者，彻底压制住“清流”，夺取立宪主导权。

不过越是到了这个时候，政敌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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