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的灯光是老式的日光灯管，发出嗡嗡的低鸣，光线有些惨白，均匀地铺洒在堆叠如山的作业本和略显陈旧的办公桌上。

老王坐在他那张吱呀作响的藤椅上，背脊微微佝偻，脸上挂着惯常的、仿佛用旧毛笔画上去的和煦笑容。这笑容是他的招牌，也是他的铠甲。

在江南皮革厂附属二中这片地界上，提起“笑面佛”王老师，无人不知。他的和善是出了名的，近乎一种本能。即便最顽劣的学生当着他的面，模仿他那带着点乡音的普通话，或者拿他那件穿了不知多少年、洗得发白的藏蓝色中山装开玩笑，他也顶多是推推那副厚重的黑框眼镜，镜片后的眼睛弯成月牙，呵呵笑两声，说一句“小鬼头”，便再无下文。

这种近乎“唾面自干”的涵养，反而让那些想故意激怒他的刺头们感到无趣，久而久之，竟也积累起一份奇特的威望——没人怕他，但似乎也没人真的敢在他面前太过造次

而我，从初中开始，就是老师们口中那种“聪明但不服管教”的典型。江南皮革村附属初级中学的围墙，几乎每一块砖都见证过我的“丰功伟绩”。逃课翻墙去录像厅看港片、在物理实验课上用酒精灯烤红薯、甚至鼓捣过土制“烟雾弹”在厕所引爆（未遂）……种种“劣迹”，罄竹难书。

那时的我，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横冲直撞，觉得所有的规矩都是束缚野性的枷锁。直到高三那年，遇到了那位刚从省城调来的、传说中带出过CXD（某某演员）学生的李老师。那是个瘦削、眼神锐利如鹰隼的中年人，说话慢条斯理却字字如刀，身上有种不怒自威的气场。他仿佛一眼就能看穿我所有的虚张声势和内心深处的迷茫。他没有用粗暴的压制，而是用近乎残酷的理性、精准的点拨和对未来的清晰描绘，硬生生把我这匹野马套上了笼头，按在了书桌前。

那段日子刻骨铭心，最终让我这个差点被开除的“刺头”，踩着分数线跌跌撞撞挤进了江南皮革村里那个小小的卫生技术学校，成了一名医学本科生。可以说，没有李老师，就没有后来那个穿着白大褂、拿着听诊器的我。

此刻，坐在这间熟悉的办公室，面对着笑容可掬的老王，我身体里那个属于“医学生/未来医生”的灵魂却在高度紧张地审视着眼前的一切。重生？时空错乱？无论是什么，眼前这个场景，这个谈话，在我的记忆深处有着清晰的烙印。它像一道程序，一个关键的节点。

我必须确认，老王即将说出口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停顿，甚至每一个细微的表情，是否都和“当年”严丝合缝。任何微小的偏差，都可能意味着蝴蝶的翅膀已经扇动，意味着我小心翼翼维持的“安全区”出现了裂痕。我屏住呼吸，几乎能听到自己血液奔流的声音，耳朵像雷达一样捕捉着老王发出的任何声响。

就在我全神贯注于“历史复刻”的验证时，老王那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力量的声音，已经像温吞水一样流淌开来，瞬间将我拉回现实：

“起飞啊，”他放下保温杯，杯底与桌面接触发出轻微的磕碰声，“我们班最近的纪律分，扣除得有点多啊。”他顿了顿，目光透过镜片落在我脸上，没有责备，更像是在陈述一个客观事实。“主要原因，老师们都觉得，是你在某些方面，嗯…带了个不太好的头，有点带坏了班级的纪律风气。”

来了！和记忆中一模一样！我的心跳漏了一拍，随即涌上一股荒谬的安定感。

他继续说着，语速不疾不徐：“我知道你脑子活络，理科底子好，特别是物理。但语文这块，确实是个短板。我跟你们语文张老师沟通过了，”他指了指桌上另一摞作业本，“她的意思是，想让你抄写一篇必修一要求全文背诵的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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