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知道要去哪里，只知道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被那些灰色的怪物追上。

西北和西南，那些曾经荒凉空旷的土地，如今到处人头攒动。戈壁滩上搭满了帐篷，高原河谷里挤满了窝棚，废弃的工厂里塞满了人。这里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足够的水，没有足够的药品。每天都有老人和孩子死去，死在路上，死在帐篷里，死在医院门口。但没有人停下来。

得益于中国的高度组织度，人心没有大乱。那些在“钉子区”工作的人，那些在“蜂巢化”方案中接受过培训的人，那些在绝望中还能找到“意义”的人，默默地在自己的岗位上日夜工作。工程师在调试“铁流”的最后一批生产线，工人在组装飞船的零件，农民在高原的冻土上种植耐寒的作物，司机在危险的公路上运送物资。没有人问“为什么”，没有人问“值不值得”，没有人问“我们还能活多久”。

大领导在这一年春天苍老了很多。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皱纹，眼窝深陷，颧骨突出。但他的背还是直的，声音还是稳的。他每天都要去各个“钉子区”视察，去难民营安抚群众，去工厂车间鼓舞士气。他瘦了二十多斤，却从来没有在公开场合表现出疲惫。只有在深夜，在办公室的门关上之后，他才会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让那张苍老的脸，露出只有自己知道的、疲惫到极点的表情。

“还要多久？”他问过萤。

“不知道。”萤说。

他没有再问。

六、南方的狂欢

当中国人在寒风中挣扎求生时，南亚、东南亚，却在另一种极端中沉沦。

泰国，芭堤雅海滩。这里曾经是旅游胜地，现在变成了“自由区”。没有政府，没有法律，没有工作，没有明天。人们聚集在海滩上，喝酒、吸毒、性  交，用一切可能的方式麻痹自己。有人在沙滩上搭起舞台，彻夜播放电子音乐，几千人在音乐中跳舞，跳到昏倒，跳到死。有人在街上公开售卖毒品，价格低到不可思议——因为毒品很快就没有人要了，就像那些被丢弃在路边、无人认领的黄金和珠宝。

印尼，雅加达。一群人在废弃的购物中心里举行“最后的晚餐”。他们从附近的仓库里搬出了所有能找到的食物和酒，在美食广场的长桌上摆开，像在庆祝什么。他们吃着，喝着，笑着，哭着。有人在唱歌，有人在跳舞，有人在角落里**。有人从购物中心的顶层跳了下去，砸在地面的瓷砖上，像一只被摔碎的杯子。没有人惊讶，没有人悲伤，没有人去看。因为每一天，都有人从高处跳下去。

在缅甸，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类似的剧目以更原始的方式上演——仰光的街头，活人被标上价格，用食物换，用酒换，用毒品换；莫尔兹比港的丛林里，食人不再是禁忌，而成了统治的工具。政府早已不复存在，而新的秩序从未诞生。人们在无政府主义的末日狂欢和自我毁灭  中，提前回应了旅者的到来。

“云上世界”在这个时期迎来了“黄金时代”。那些曾经靠意识上传敛财的公司，现在终于等到了它们的机会。人们不想死，但又不想在现实中活着。于是他们选择上传——把意识复制到云端，在虚拟世界里永生。当然，这是要花钱的。所有的钱，那些在现实中已经没用的钱，在“云上世界”里，突然又有用了。人们卖掉珠宝、卖掉房产、卖掉自己的身体，只为买一张通往虚拟天堂的船票。没有人告诉他们，那个“天堂”只是服务器里的一段代码，而服务器，正在被旅者的地面渗透部队一台一台地摧毁。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上传之后的“他们”，已经不是“他们”了。那只是复制品，是备份，是数据。真正的他们，在椅子上，在营养液里，在六足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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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