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只有一个个浅浅的土坑。

3月中旬，旅者的先遣队出现在奥兰治河对岸。河的那边是纳米比亚，已经被占领了。河的这边，是最后的、还没有变色的土地。

南非总统在比勒陀利亚的地下指挥所里召开了最后一次内阁会议。会议只持续了二十分钟。议题只有一个：投降，还是抵抗。

“我们没有武器了。”国防部长说，“没有弹药，没有燃料，没有飞机，没有坦克。我们只有人。”

“那就用人。”总统说。

“用人怎么打？用手？用牙？”

“用命。”总统说，声音很平静，“用命打。打到最后一口气，打到最后一个人，打到这片土地上再也没有活人。”

没有人说话。

“我们不是为赢打的。”总统继续说，“我们是为时间打的。为那艘飞船打的。为那些孩子打的。为人类能多活几个打的。我们多撑一天，飞船就多飞一天；我们多撑一星期，孩子们就多活一星期；我们多撑一个月——”

“我们没有一个月了。”国防部长打断他，“旅者的部队就在河对岸。它们随时会过来。”

“那就守。”总统说，“守到它们过来，守到我们死光。”

3月28日，旅者的八足机器人渡过了奥兰治河。南非的士兵用石头、用木棍、用拳头、用牙齿，扑向那些灰色的、八条腿的怪物。在奥兰治河北岸，一个营的士兵在弹药耗尽后，用刺刀和工兵铲冲向了八足机器人的队列。他们被脉冲激光一排一排地削倒，尸体堆积在河滩上，血把沙砾染成了深褐色。他们的牺牲为后方争取了五十分钟。在阿平顿镇外，一群民兵用偷来的炸药包和自制的***伏击了一台落单的八足——他们成功了，那台八足被炸断了两条腿，瘫在原地。代价是整个镇子被随后赶到的六足机器人彻底“清扫”。

在卡图沙漠边缘，一支由当地农场主和猎人组成的游击队，利用地形和八足周旋了整整三天。他们用卡车拖着废旧轮胎在沙地上制造烟尘，用镜子反射阳光干扰八足的传感器，用偷来的工业炸药在沙丘下埋设陷阱。三天后，他们的弹药和炸药全部耗尽。最后一名幸存的游击队员——一个十九岁的少年——用匕首捅进了六足机器人背部罐体的接口缝隙。罐体破裂，营养液喷涌而出，里面浸泡的神经元组织在沙地上蠕动了两秒，然后迅速脱水、凝固、变成灰白色的粉末。少年被六足的机械爪抓住，但他看着那些粉末，笑了一下。

他们死了。没有人幸存。

4月1日，南非总统在比勒陀利亚的地下指挥所里，对着仅存的几个内阁成员和军官宣布“停止有组织的抵抗”。不是投降，是“停止”。因为已经没有可以投降的军队了。那些还活着的人，分散在这片最后的土地上的各个角落，像野草，像蚂蚁，像石头缝里的苔藓。他们没有武器，没有组织，没有希望。但他们还活着。

五、中国的西迁

1月到4月，中国的中原地带，也变成了灰色。旅者从东部沿海登陆后，没有急于西进，而是一步一步地、像摊煎饼一样，从东向西推进。每占领一个城市，就建一座工厂；每建一座工厂，就收割一批“原料”；每收割一批“原料”，就多生产一些八足。它们的推进速度不快——每天只有十几公里——但每一步都是确定的，不可逆转的，像时间本身。

大量人口被迫西迁。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宜昌，从宜昌到重庆，从重庆到成都。那些曾经繁华的城市，现在变成了难民潮中的驿站。人们挤在火车顶、卡车斗、拖拉机后厢，或者干脆步行，背着行李，抱着孩子，搀着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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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